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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1-7-4 11:05: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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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其成：养生关键在于修心养德
文∕本刊记者 常强
《儒风大家》2011年第2期：102~111
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，就是“一个中心，三个代表，两个基本点”—— “一个中心” 为“易道”，”三个代表”为儒、道、禅，“两个基本点”为“修心”和“开智”。
我讲管理不是讲技术层面的管理，而是讲心灵的管理，也就是“修心”。人的养生，核心在哪里？在养“心”，而不在于吃什么！吃不是最重要的。
□：首先感谢张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。今年年初，在国家博物馆的北面，树立起了一座大型的孔子雕像。对于这一举动，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。您赞同将儒家文化开创者的雕像树立在国家核心地段吗？您如何评价孔子及其思想？
■：将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东面的国家博物馆门前，是在给我们民族立一个“魂”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虽然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声音，但是在当代社会、在现在这样一个场合下立孔子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当今社会变化多端、生态失衡、竞争加剧、人心浮躁，很多人找不到“北”，也就是找不到“魂”，孔子是我们的第一圣人，孔子的思想是我们中国民族的“魂”。
关于孔子，现代人对《论语》研究比较多，实际上对孔子的关注，还有一本书不能忘记——《易传》。孔子的思想除了《论语》，还有《易传》。单从《论语》研究孔子，而不去读《易传》，那么孔子的思想就缺失了一半，孔子的文化地位至少降低了一半。今天，学术界关于《易传》，争议非常多，我在主编《易学大辞典》时，就收录了很多不同的观点。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，就是《易传》是否为孔子所作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在马王堆帛书、郭店楚简、上博楚简等相继出土前学术界基本持否定态度，可是随着这些文献的出土发现，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的基本观点是，《易传》可能不是孔子亲自写的，但它反应了孔子的一些主要思想，当然其中还有一些道家的思想。但通篇而言，《易经》仍以儒家思想为主。总之，《易经》的作者不一定是孔子，但体现的却是孔子的思想。这个是毫无疑问的。
□：在您看来，学习儒家文化就不能绕过去《易经》，长期以来您都是非常推崇这部经典的。
■：在我看来，《论语》和《易传》应该共同构成儒家文化的主体，但是当代儒学并不太重视《易传》这个部分。因为单是《论语》，还是偏向于社会伦理，偏向于“人道”，而《易传》，不仅言人道，而且明“天道”，是以天道推人道，以人道应天道，《易传》是对“天、地、人” 的共同认识，“易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”。所以加上《易传》，儒家就不仅仅是伦理学、社会学，而且是哲学，是宇宙学、生命学。儒家作为“儒教”，必须有自己的经典，当然就是五经，而第一经是什么？当然就是《周易》、就是《易经》（广义的《易经》包括了《易传》）。如果单有“学”和“庸”还是不够的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缺了一个角，加上《易》，儒家学说就完备了。这是我的基本观点。
我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“易道主干”的观点，中华文化要找到她的本源和主干。找本源易，找主干难。中华文化的源头是“六经”，也就是 “大六艺”。马一浮先生就说过：“国学者，六艺之学也。”而“六经”的第一经就是《易经》，这是古文经学派所说的；而今文经学派则把《诗经》列为首位。古文经学派是从历史先后排列的，今文经学派是从教学先后排列的。毫无疑问，《易经》是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，这是公认的。中华文化的主干是什么呢？儒家说“儒家”是主干，道家说“道家”是主干，后来在西汉末年引进了“佛家”，对中国文化影响也非常大，也有人说“佛家”亦可以为主干。儒、道、佛三家在争议，而这三家的创始人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——“轴心期”时代，好比三兄弟，就对中国历史实际影响来说，也是难分高低的。
到了隋唐两宋，儒、道、佛三教鼎立达到一个高潮，同时三教的交流、融合也是盛况空前，到后来是“三教合一”。“红莲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原来是一家。”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三教为什么能“合一”？“三教合一”合一在何处？这个“一”究竟是什么？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终于发现其实三教就合在“易”上，这个“一”原来就是“易”。“易”是什么？“易”是天地人三才之道，就是一阴一阳之道。这是我所提出的一种观点。为何这样讲？因为只有“易”可以统贯儒道佛（中国化的佛教）。
“易道”就是“阴阳中和”之道。“儒家”崇尚“阳”，而“道家”崇尚“阴”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儒家是一种阳刚的文化，道家是一种阴柔的文化。后来传到中国的“佛家”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，本土文化最有代表的就是易学文化。佛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，在中国老百姓层面普及开来，就是《周易》里面的一句话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。此话就在“坤卦”《文言传》里面。佛家讲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立即就报”，于是在老百姓那里一下就普及开来了。后来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，其代表就是禅宗，禅宗与易学是完全相通的。
所以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，就是“一个中心，三个代表，两个基本点”—— “一个中心” 为“易道”，“三个代表”为儒、道、禅，“两个基本点”为“修心”和“开智”。其中这个“禅”就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。我们也可以打一个比喻，中国文化可谓“一条红线，三颗珍珠”。易是一条红线，儒、道、禅三家是“三颗珍珠”，是散开的，它们之间有相同的东西，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，而且这几家之间还时有争议。 “易”这根“红线”把三颗珍珠串了起来。这样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就很清楚了。现在我在全国各地讲国学，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来讲的。
“两个基本点”是国学在当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用途，国学落脚在这两点上，可以形象地叫做“两个基本点”。 “修心”可以打造“内圣”，“开智”可以打造“外王”。“内圣外王”就是我们古圣先贤的最高境界，也是古人的人格结合点。“内圣”具体的做法就是“养生”，“外王”具体的用途就是“管理”。这样养生与管理就结合在一起了。有些人问我为何又搞养生还讲管理，我回答：“就是搞‘国学’嘛！这是国学的两大基本作用，也是国学的两大基本用途！”国学不是万能的，但在这两点上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。
□：可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？
■：中国文化的核心，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：“阴阳中和”。“阴阳”刚才提到了，“中和”也至关重要。“中和”的最高境界是“太和”。儒家讲“中庸”，道家讲“中道”，佛家讲“中观”，医家讲“中和”。别忘了中国文化除了“三个代表“以外，还有一家，那就是医家、中医学，医和儒道佛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四大支柱。
□：以往我们只看到张先生既讲养生又讲管理，原来它们在本质上是互通的。您的专业是中医文化，这种文化是否正来自于儒释道文化？
■：那么中医学和儒道佛是什么关系呢？可以说，隋唐以前，中医学是儒道文化在人体生命上的具体应用；隋唐之后，则为儒释道文化在人体生命上的具体应用。总而言之，中医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体生命层面的应用。儒、道、佛都偏于“形而上”；而中医偏于“形而下”。当然，这只是说“偏”，而不能说就是“形而上”或者“形而下”，因为中医里也有很多“形而上”，中医不仅是医术，而且是医道。
以往我们只注意到儒、道、佛对社会的影响，而忽略了对人自身、对人的养生的影响。这样看，国学的功用又缺了一块。所以儒、道、佛偏于人生，偏于社会，偏于形而上；而中医偏于自然，偏于人体，偏于生命，偏于形而下。准确来说，中医是医道与医术的有机结合，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最佳结合。更进一步说，中医是目前唯一延续至今、而且还在老百姓中广泛使用的古代“科技”；中医也是“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”（习近平语）。
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中医学和儒道佛的影响是双向的，中医学对儒道佛也有反影响。除了学理上影响与反影响以外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，那就是儒医、道医、佛医群体现象，值得研究。
□：那么在您看来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哪家对中医的影响更大？
■：若论及对中医的影响，毫无疑问，易学阴阳五行、中和的思想对中医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、最直接的作用。如果从儒释道三家来说，应该说最早期是道家影响最大，因为中医第一经典是《黄帝内经》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引用了老子的原话。汉代初年所推崇的 “黄老之学”，其中黄老即黄帝和老子。《黄帝内经》这本书后来就被收入了《道藏》，成为道教的一部经典。当然对于中医文化，儒家也是有影响的。儒家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医德上，所谓 “医乃仁术”是也。仁术所体现的就是“德”。我的研究表明《黄帝内经》的最终成书是在汉武帝以后，当然不排除很多篇章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的，《黄帝内经》“阴阳五行”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，无疑受到了董仲舒“阴阳五行”思想的影响，董仲舒“大一统”、“天人感应”、“人副天数”尤其是将阴阳五行神圣化、纲常化，对《黄帝内经》影响极大，可以说没有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就没有中医学。而阴阳五行思想的形成再往前推，那就是《周易》《尚书》，然后就是阴阳家。
□：台湾学者曾仕强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东方文化让人糊里糊涂地活着，西方文化让人明明白白地去死。” 对于这种东西方文明的差异，您认为在医学上有没有体现？
■：这主要反映的是两种思维方式，医学也是根源于文化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才导致了这样思维方式的不同。对于中医与西医的区别，我曾经用两张图来说明，一张是太极图，另一张是矛盾图（矛盾图指，一个圆，中间一竖，一边是黑，一边是白）。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医学文化就体现在太极图上，而西方文化和西医学就体现在矛盾图上。
在治疗方式上，西医用的是“对抗性”治疗。这主要源于他们那种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，若有病毒病菌，就去杀死，西医中的药物、手术都是为了消灭病毒病菌。中医学源于中国文化的太极调和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把中医称之为“调和性”治疗。例如对于癌症，西医用的是化疗、放疗的方法，但是对于中医来讲，是把癌细胞当做不听话的孩子，不是把它赶跑，而是引导它，从而让其听话。中医在对待癌症方面，当然有杀灭癌细胞的作用，但这个作用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让癌细胞不要发作。
可以打一个比喻：如果把癌细胞比作毒草，那么西医看到毒草就把他割掉，中医不是想着割草，而是改变土壤。所以西医现在发现把癌细胞杀灭后反而扩散了、转移了，因为那个土壤还能产生新的毒草。而中医重在清理土壤，虽然毒草还在，但是不再发作，久而久之，毒草可能就变得没毒了。所以运用中医治疗后，去医院检查，癌细胞可能还在，但有可能会不再发作，我们称之为“带癌生存”。当然也有一种情况，那便是通过改善土壤，癌细胞渐渐消失了或者是转化了。
《黄帝内经》有八个字：“正气存内、邪不可干。”意思就是指我们把土壤调好了，整个人体的免疫力也就增强了，邪气就没法入侵了，不起作用了。今天，有些中医走上了歧路，也像西医那样讲求对抗治疗，处处向西医靠拢，处处与西医比高低，那是“死路”啊！我们中医有自己的方法和思路，完全能够弥补西医的不足。
□：既然中医有如此之多的优势和长处，那么今天的人们，为何在得病后总会第一时间去寻求西医，而不是中医？
■：这是因为急功近利，很多人想马上看到效果。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有关，人们往往过于功利化，过于浮躁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中医文化不了解，对中国文化自信心不足。
□：您在中医文化方面研究颇深，成果颇多，能否客观谈一谈西医对中医的积极影响？
■：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这两种医学各有优劣。西医在治疗那些病因明确、病情简单、人体受损的机理比较清楚、形体和器质性疾病是有优势的；对于病因比较复杂、机理不清楚、多组织、多系统、多靶点性疾病以及功能性、综合性疾病，中医治疗是有优势的。这里的“不清楚”是指不能通过西医方法检查出来，但是中医通过四诊辨证可以检查出来。我建议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、不同病证、不同阶段来选择使用中医和西医。如中医在治疗心因性疾病、心身疾病以及男性病、妇科病方面有优势，在调整亚健康状态、养生摄生、防老抗衰以及保护生态，回归自然等方面更是具有很大优势。中医与西医还有一条重要的差别，即：对同样一种病的不同阶段，两者各有所长。所以病人可以选择不同阶段来选择中医还是西医。一般而言，疾病刚开始的时候可以选择西医，在康复期就可以考虑中医了。如治疗糖尿病，西药降糖占优势，但中药对并发症有很好的疗效；治疗中风，西医在降血压和快速清除出血、急救等方面有优势，但对中风后遗症的康复，针灸有着较好的疗效，可提高患者的独立生活能力；治疗肿瘤，在杀灭癌细胞方面西医有绝对优势，但中医能从整体提高人体的综合抗病能力与机能恢复能力，减少病痛，提高生活质量，延长存活期，减少放化疗的副作用，增强其疗效。所以说两者并不矛盾，可以互相配合。当然西医的一些定量、定性、微观的检查结果，对于中医的辨证论治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□：现在好些人称您为“国学大师”，而您给自己的定位是“讲国学的大学老师”。今天，对于“国学大师”之称，人们也有不同的声音。那么您对“大师”的称号有什么看法？
■：首先我不是国学大师，我只是国学的“小学生”，我真是小学生，不是谦虚，一是国学学识还很浅，二是我的研究生是学“小学”的。什么叫“大师”？我认为应该具备两“高”：第一“高”，要对国学有高深的研究，对国学领域经史子集四部至少都有较深的了解，而不是只对一本书或一家有深入研究；第二“高”，在道德、人品上一定要高尚，而且能够担当社会责任，能够自觉地将国学推广普及并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。只有具备这两“高”才能称之为“大师”。
对于国学大师，在国学领域中，一定要对“经”有精深的见解，因为“经”是源头、是统帅，经部统领其他三部。国学大师当然学有所长、学有所专，对这个“专”，我个人认为对“六经”的“专”比对“六经”之后某一经典的“专”更重要。章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，因为他非常博学而且专业也精，精博结合。那么，他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呢？现在好多人都讲再也出不了国学大师了，的确，国学大师的产生非常之难。在这个急剧变化、人心浮躁的社会环境中，一般学者很难达到“板凳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境界。像章太炎先生那样潜心研究学问的人，的的确确是越来越少了。除了外界环境的原因，还有体制的原因等等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不能悲观地认为从此就出不了国学大师了。
就我自己来讲，主要专长在易学方面。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后，网上有一个评选国学大师的活动，搜狐网提出了四位人选，分别是饶宗颐、冯其庸、傅佩荣和我。立即网上有人就开骂了，其中骂我是“江湖术士张其成”，我知道后哈哈大笑，骂错了，应该是“江湖道士张其成”。因为易学分为道和术两个层面，我在1994年主编的《易经应用大百科》中就分为“易道”和“易术”两部分，我当然了解“术”,但我无论是自己研究还是讲学，都更关注“道”，我已经跳出那个“术”了，我是在讲“道”啊！我有一个基本观点，只学“术”不学“道”，那就是八个字：“一学就会，一会就错”。一定要以道统术，如果你真正懂“道”了，那就不会陷在“术”里，也不会为“术”所迷，因为后来的很多“术”实际上是违背“道”的。所以我怎么是“术士”呢？我是“道士”啊，是传道士。我传的是大易之道、是儒道禅医四家之道、是天地人三才之道！
□：张先生曾开办过许多国学培训班。今天，一个人在取得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之后，往往就会反过来去补文化课，去执著于对精神文明的追求。您曾经讲过，学国学不是学知识，而是学智慧。那么，您怎么看企业家的这种文化饥渴现象？他们所追求的，到底是智慧，还是修身养性之法？
■：在今天，企业家学国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。这股热潮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，可以有六个字来形容这场在社会层面以企业家为主体的“国学热”——“打飞的听国学”。一开始大家都在北大清华听国学，现在全国很多著名高校都开设了针对企业家的国学培训课程。我长期在这些大学给企业家讲国学，我曾经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学了国学以后有什么感觉？他们告诉我四个字：“一头雾水”。我问：为什么？他们回答：“你看国学里面有诸子百家，现在讲国学的也是诸子百家，以现在的诸子百家讲过去的诸子百家，你不一头雾水才怪呢。”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：怎么学国学学了以后，不仅不一头雾水，而且能在我们的现实人生当中加以应用、得以弘扬？后来我就想出了那三句话，只有找到“易道”这个主干，然后把三家贯穿起来，这样才不会糊涂、不会发懵，才能找到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。
那么，企业家为什么纷纷学国学？是不是因为已经把管理学、经济学等都学透了、学会了，没东西学了，就来赶时髦？当然不是！同样也不完全是为了补一补文化课，学一些国学知识。
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、有两个背景，第一个是大原因大背景，第二个是小原因小背景。所谓大原因大背景是指，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企业家在社会充当的是中坚力量，他们应当具备一种文化担当，他们应当做中华民族复兴的先行者。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最终一定是文化的复兴。所谓小原因小背景是指，企业家在功成名就后遇到了人生的困惑，开始考虑人生的终极问题了。我曾为这些企业家编了一首顺口溜：事业进入迷茫期，企业进入转折期，人生进入更年期，夫妻进入凉拌期，子女进入叛逆期。在这么一个人生阶段，他们往往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找不到心灵的归宿，找不到幸福感。虽然物质财富越来越多，但是精神上反而失落了，好多人已经迷失了，不知道以后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？
对于这些问题，西方管理学、经济学能解决吗？现代科学能解决吗？当然都是无法解决的。所以他们只能来学国学，从国学里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来寻找满足心灵慰藉的方法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□：也就是说，企业家在文化中去寻求精神出路，也就是在寻求一种心灵的安顿与宁静。
■：对的，其实他们就是在“修心”。我讲管理不是讲技术层面的管理，而是讲心灵的管理，也就是“修心”。人的养生，核心在哪里？也在养“心”，而不在于吃什么！吃不是最重要的。管理分道、法、术三个层次。管理的“术”，就是管理技术层面，去学西方管理学就可以；管理的“法”，是管理科学层面，也可以向西方学习；而管理的“道”，这是管理哲学层面，则必须向东方学习，要学国学。管理技术、方法好比一个人的手，管理哲学、管理之道好比一个人的心。国学的最大作用在“修心”和“开智”上。对一个企业来说，“修心”就是找到企业的核心价值、企业的精神；对一个企业家来说，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灵的归宿、精神信仰，只有修好了心，才能有一种终极的快乐感、幸福感。“开智”是在“修心”基础上实现的，就是改变思维方式，激发潜能，开启智慧，从而实现安身立命，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。
□：我们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成功的大企业家。有时我们会发现，许多企业家都会有宗教信仰。这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他们的精神家园问题？您可不可以帮助企业家来营建一个可以令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？
■：对于企业家而言，“修心”是最关键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已经不成问题了，但是精神问题没有解决，缺乏精神支柱。所以有些企业家在学了国学以后，就会皈依宗教。这些我并不反对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如果一定要皈依宗教的话，我建议还是皈依儒、道、佛。
或许有些人会问：那是不是要我出家？难道要我把企业丢掉？这样做我是不提倡的。当然，有些人一定要出家，如果有这个缘，我也不反对，这叫“随缘”。但是学国学最重要的目的，首先是要自己安顿，然后是要有更大的担当，这就是孔子说的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应当更重了，其所学所有更有利于企业的管理了。当然，最高境界的管理是“无为而治，不战而胜”。那么如何打造这种境界呢？我曾经列了一个公式：从0到1再到0。首先你必须抓住1，1就是太极，0就是无极。这个公式中，最后那个0就是“无为而治”的境界，这是道家推崇的最高境界。这个境界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，必须要经过1也就是太极这个阶段。要想 “无为而治，不战而胜”，必须从太极开始。太极是企业最重要的东西，可以称之为“心”。
我所倡导的“修心”，是四个层面的“心”：第一是“天地之心”，第二是“民族之心”，第三是“企业之心”，第四是“个人之心”。所以你要抓住企业的心，而企业的心是什么呢？就是企业文化。在修“企业之心”这个层面就要用儒家。建立一个企业自身的文化，最核心的是要用儒家的五德来做。打造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有两个：对外打造企业品牌，对内教化人心。教化人心也就是修员工之心。
□：您提到了企业文化，去年出现的富士康事件、山木事件等，说到底其实都是企业文化从上到下都出了问题，企业家及企业员工没有修好自己的那颗心。
■：做企业首先要学会做好一个人，做人就要从儒家的“五德”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下手。每个企业家都可以根据自身人格的不、企业属性的不同、行业部门的不同，在“五德”之中找到符合本企业的一“德”。然后，以这个“德”为主，兼顾其他四“德”，便可以来打造企业文化。这个是需要具体诊断的，我们可以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理论来为企业把脉诊断的。
企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董事长的文化。说到底，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，这个核心价值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，更应该是一种价值信仰，并且外化为行为规范。企业文化必须从董事长做起，然后让每个员工都去执行，让文化切实落地。那么，企业文化到底该落地落在哪里呢？这个地就是“心地”，应当落实在每个人的心灵。说的通俗点，就是把这种企业文化当做每个人的信仰，当成每个人的精神支柱。所以我讲企业文化，首先讲民族文化，然后讲地域文化，再后讲行业文化，第四讲企业文化，最后讲董事长文化，共分五步。从大到小，从而打造起来一个企业的文化。
□：一个企业当中，起最核心作用的当然就是它的董事长和总经理、总裁。好些人都承认，在中国做企业，在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人际的维护和关系圈的打造。今天的企业领导者，为了事业，有的甚至在交际中毁坏了自己的身体。您认为企业家养生的最关键因素在哪里？
■：请记住这两句话：吃不是最重要的，修心养德为重要。现在一提到养生，人们就想到吃。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，当然会出很多问题，什么吃生泥鳅、喝生茄汁、喝绿豆汤，就能包治百病，像一些所谓的“养生大师”不都是这样讲吗？到最后害人害己，身败名裂。其实养生的目的不仅仅是健康长寿，而且是快乐、智慧，是心身兼养，形神兼养，说到底就是养精、气、神，在这三大要素中，吃只属于后天之精，中医称它为水谷精微，占了不到三分之一。三大要素中，养精是基础，养气是途径，养神是关键。养神和修心息息相关，中医说心藏神、心主神明。所以说，修心养德远远比饮食、比食补要重要。我曾就养生问题专门研究了北京市当代90岁以上的中医专家，还有全国首批30位国医大师，研究发现，他们在饮食上是五花八门，有一位国医大师就说：我是没心没肺，能吃能睡，喜欢吃肥肉。还有一位96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每天还抽三包烟。当然这些不值得提倡，我只是想说明饮食对养生不是最重要。但你会发现，这些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心态好，会修心，我总结了五个心：心态平和、心情快乐、心地善良、心胸开阔、心灵纯净。所以长寿最重要是修心养德功夫做得好，坚持得久。这更说明了修心的重要。
不单单是企业家，无论是谁，其养生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养生就是养成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要注意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，贯穿饮食、起居、运动、精神等各个方面。而最重要的就是修心养性、修德养神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，无一不是重视养心、修心的。中国养生主要可以分为儒道佛医四大流派。所以我讲养生、讲管理，必然要从国学讲起，必然要强调心的管理，心的养生。
□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根据您长时间与企业家的接触，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家才可以称得上“儒商”？
■：首先，“儒”的核心是“仁”。所以儒商必须要具备一颗“仁心”，仁心善举无论何时都是第一位的。我经常问企业家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做这个企业？他们回答：一开始是为了让家里生活好些，进一步是让企业的员工过得好一些。但是，我们看到的好多企业家，其成功后的结局却都是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这种人是不能称为“儒商”的。
儒家基本的思维方式是推己及人，仁者爱人。在行为上，你必须真正去做，而不是在那里标榜“我是儒商”。儒家是讲究知行合一的，因此实践与落地至关重要。总结来讲，儒商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感，要有社会担当，不仅对企业员工要讲究仁爱慈善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，而且对社会要有责任，要做贡献。第一要有善心，第二要有善举。这两点都具备了，我想这个人便可视为儒商了。今天，社会上出现了太多的不公平，儒商有责任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，更加公平，更加正义。
张其成，1959年生，安徽歙县人。著名养生专家、中医文化专家、国学应用专家。北京大学哲学博士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博士后。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。主要社会兼职有北京中易国学院院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、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会主任委员、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。主要著作有《周易人生智慧》、《易道主干》、《黄帝内经养生大道》、《易经养生大道》、《修心养生》、《周易管理大智慧》、《张其成全解周易》、《张其成全解道德经》等。
（采访时间：2011年2月25日下午，地址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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